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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AT&T设备制造部门的执行官们短视地提出分家的建议。他们的理由似乎有道理,因为AT&T和另外两家长途电话公司MCI和Sprint是竞争关系,后者拒绝购买AT&T的电话设备,如果成立一家独立的设备公司,就可以做MCI和Sprint的生意了。但是这种一次性的销售增长显然对一个公司长期增长意思不大。这一点AT&T无数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看到了。我亲身经历了AT&T的那次分家。1996年夏天,贝尔实验室一分为二,大家从茉莉山的大楼里搬到弗伦翰工业园,天天谈的就是分家的事。很多人觉得,设备部门为了MCI和Sprint的市场,离开收入和利润都很稳定的AT&T可能得不偿失。几年后他们的预言不幸言中。但是在当时,即使AT&T的高管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公司也没有绝对的控制。AT&T几个执行官们手上的股票远不如华尔街投资银行控制的多。说句不好听的,AT&T的总裁们并不真正拥有公司。他们之中不乏有远见者,但是根本左右不了董事会。更何况公司的长期利益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能在任期内狠狠捞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作为华尔街的投资公司,他们关心的是手中的股票何时能翻番。一九九五年正是一个机会,整个股市长势很好,在这时将设备制造部门和电信服务部门分开,那么前者的股票一定会飞涨。华尔街看到了这一点,公司的老总们懂得这一点,公司大量拥有股权的员工们也明白这一点。本来大家都是明白人,但是利令智昏。一场杀鸡取卵的分家就开始了。虽然微软在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和高通在3G市场的垄断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公司仍然能独占60-70%的市场。在处理器市场上,英特尔一年有近400亿的销售额,而第二名AMD仅有60亿。在网络设备市场上,思科销售额高达400亿,是它的对手华为(100亿)和Juniper(40亿)总和的三倍。斯坦福大学也为硅谷和工业界培养了很多管理人才。有八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坦福商学院在美国和哈佛商学院齐名。硅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那里去充电。为了方便日理万机的公司负责人也能到商学院进修MBA的学位,斯坦福除了有一般的MBA课程外还提供了专门给公司执行官们开设的EMBA课程。电子游艺送彩金风险投资基金的总合伙人的法人代表和基金经理们一般都是非常懂技术的人,很多人是技术精英出身,很多人自己还成功创办过科技公司。比如被称为世界风投之王的约翰.多尔(JohnDoerr)原来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中国最大最好的两个风投公司北光(NorthernLight)和赛伯乐(Cybernaut)的创始人以前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比如创办北极光创投的邓峰和柯岩博士,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公司Netscreen的创始人,同时是网络安全的专家。赛伯乐的创始人朱敏博士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电视会议技术和服务公司Webex的创始人。为了确保对最先进技术的了解,风险投资公司会招很多技术精英,同时还会请外面的技术顾问,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起来帮助评估每一项投资。

电子游艺送彩金说起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即AT&T公司,在美国乃至在世界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该公司由电话之父亚历山大?贝尔创立于1877年。电话的发明和AT&T公司的建立,第一次实现了人类的远程实时的交互通信(虽然电报比电话出现的早,但它不是事实交互通信),并且使得平民百姓受益。从AT&T创立的第一天起,它就是龙头老大,直到它被收购的那一天。但是,AT&T的扩展速度远比今天的人想象得慢得多。它用了十五年(1892)才将生意从纽约地区扩展到美国中部芝加哥地区(当时从纽约到芝加哥一分钟的通话费是两美元一分钟,而当时的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五十美元。今天在美国打国际长途,也不过十美分一分钟)。三十八年后(1915),它的生意扩展到全国(但是从纽约到旧金山的电话费高达七美元一分钟)。四十八年后的1927,AT&T的长途电话业务扩展到欧洲。十三年前,我最早上网时用的是一个2.4千波特率(Kbps)的调制解调器。两年后,我的一个同学,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东方网景的创始人送了我一个当时最新的14.4Kbps的调制解调器,我马上感觉速度快多了。由于我们今天数字电话传输率本身限制在64Kbps,因此调制解调器的传输率最多到56Kbps,所以到1995年,我的几个同事就预言用电话线上网速度超不过这个极限。如果停留在用传统的方法对调制解调器提速,确实要不了几年摩尔定理就不适用了。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出现了DSL技术,可以将电话线上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近二百倍。DSL技术虽然最早由贝尔核心实验室发表,但真正把它变为实用技术的是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查菲教授。查菲教授三十几岁就成为了IEEE的资深会员(Fellow),刚四十岁就成为了美国工程院院士。1991年,他带着自己的几个学生,办起了一家做DSL的小公司Amati。1997年,他把Amati公司以四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德州仪器(TI)。这是硅谷新技术公司典型的成功案例。在调制解调器发展的量变阶段,就不会有Amati这样的小公司出现,即使出现了,也无法和德州仪器竞争。但是,一旦调制解调器速度接近原有的极限时,能够突破这个极限的新兴公司就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当一个主导公司非常强势,上述方法也无法阻止其垄断的形成时,竞争对手只好求助于美国的司法部和欧盟的反托拉斯委员会出面解决问题了。因此,聪明的主导者会让出一些市场给第二、三名,以免惹上反垄断的麻烦。通常70%是一个魔法数字。一个主导者愿意强调自己是行业的领导者,这样可以给投资者和用户信心,但是永远会否认自己有垄断地位,以免给自己找麻烦。它们在提交到证监会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甚至会列举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竞争对手,表示自己在公平竞争。比如微软在2008财政年度的年报中,居然把盈利只有它二百分之一的Earthlink公司(估计99%的中国读者都没听说过这家小公司)列为它的竞争对手写入到它给证监会的文件中。

在欧洲人行动的同时,美国人并没有闲着,他们似乎比欧洲人更努力。整个欧洲只搞出一个标准,而只有欧洲人口三分之一的美国居然搞出了三个数字通信的标准,其中两个和GSM一样是基于TDMA的标准,而第三个是很先进的码分多址CDMA标准。(以后有功夫再介绍CDMA,这里就不赘述了。)结果就不用说了,美国注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上注定失败。原苹果公司CEO斯库利(就是那位把乔布斯从苹果赶走的CEO)在失败地离开苹果后,写了一本书《奥德赛:从百事可乐到苹果》,总结了他在苹果的经验教训。在书中,他不经意地发表了许多关于商业竞争的观点。虽然公司的竞争和自然界的竞争大不相同,斯库利却用自然界的竞争来比喻商业的竞争,使得不熟悉商业的人更容易理解它。虽然我不太同意他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等同起来,但是非常赞同他的一个观点,我就把它进一步扩展成70-20-10律。摩尔定理给所有的计算机消费者带来一个希望,如果我今天嫌计算机太贵买不起,那么我等十八个月就可以用一半的价钱来买。要真是这样简单的话,计算机的销售量就上不去了。需要买计算机的人会多等几个月,已经有计算机的人也没有动力更新计算机。其它的IT产品也是如此。电子游艺送彩金但是AT&T的麻烦也伴随着公司的发展而来,美国政府司法部盯上了它。1913年,根据司法部的金斯堡(Kingsburg)协议,AT&T不得不收敛一下它的扩张。1925年,它甚至将除加拿大以外电信业务分离,专注于美国市场。这次收缩歪打正着,使它成功地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可以想象,如果当初AT&T的摊子铺得太大,躲过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会小得多。事实上,很多道琼斯工业指数中的公司都没有逃过那次经济危机。大萧条后,AT&T公司恢复得很快,二战后,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贝尔实验室也是成果倍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中,贝尔实验室的天才青年科学家香农提出的信息论。信息论是整个现代通信的基础。到五十年代,AT&T发展到美国政府司法部不得不管一管的地步了。1956年,AT&T和司法部达成协议,再次限制了一下自己的行为。反垄断法逼着AT&T靠科技进步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AT&T巩固了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1948年,AT&T实现商用的微波通信,1962年,它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尽管有些小的竞争者存在,它们无法撼动AT&T的根基。

事实上,微软很眼馋Java这个宝贝,1996年它不得不向太阳公司购买Java的授权(License)。太阳公司当初的想法是通过微软推广Java,合同也是这样签的。但是,微软有自己的算盘,并没有依照合同向用户提供用Java开发的产品,而是通过太阳的技术,搞自己的类似产品。更有甚者,根据后来法庭的判定,微软误导Java开发者、阻碍他们开发兼容太阳公司Java技术的产品,以达到打压Java的目的。为了满足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和开发应用程序的需求,太阳搞出了相应的基于Java的JSP开发环境,微软则争锋相对,搞出了基于自己的VisualBasic的ASP技术。鉴于微软利用它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地位打压太阳公司,后者不得不于1997年10月向美国加州地方法院起诉微软,指控后者违反了两公司就Java技术所签定的合同,并要求微软公司停止侵犯Java兼容标准。这场官司后来升级,又和微软的反垄断官司扯到一起。2001年,太阳公司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获得微软公司高达十亿美元的赔偿。但是,微软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占有率。菲奥莉娜当时的另一个指望是,卖打印机后一劳永逸地挣墨盒钱。这个策略也没有行得通,这里面有除了技术和商业的因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来自亚洲制造的冲击。现在,中国制造似乎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因为中国为世界生产从玩具、服装到家电等各种消费品,甚至包括Burberry和Armani在内的奢侈品。但是,这里我想讲的亚洲制造并不是指欧美在亚洲进行外包加工(比如台湾的郭台铭),而是指像亚洲人自己的公司在一些产业上彻底替代欧美公司,比如丰田、本田代替通用汽车和福特,联想替代IBM等等。很不幸,惠普是亚洲冲击的牺牲者。但是,太阳公司远没有当年AT&T和IBM那样的好运气,后者一个主流产品可以销售十几年。而太阳公司崛起的时候正是信息革命的大时代,一切技术革命的周期都被大大地缩短了。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微机的发展,基于微机的网络系统占领了中小企业很大的市场。虽然早在80年代,3Com和Novell就在推广它们基于微机的以太网系统,但是他们的业务和太阳没有太大的重复,因此不会威胁太阳公司的发展。到九十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硬件上,高端微机在计算速度上已经不逊色于低端工作站,但价钱便宜了很多。在软件上,微软公司推出WindowsNT后,有了企业级(enterprise)的网络操作系统解决方案。这样,高端微机取代低端工作站和小型机进入企业级市场的时机就成熟了,企业级的霸主的争夺战就在微软和太阳之间展开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对一个贵族家族式的公司也是如此。虽然摩托罗拉衰落了,但是它几十年来造福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它,我们也许要晚用几年手机,没有它和英特尔的竞争,我们的计算机也许没有今天这么快。

和人一样,一个公司也有成长的青少年期、稳定的中年期和衰退的老年期。当一个公司刚刚兴起时,它很有朝气,又有领先的技术,市场占有率却很小。整个世界对它来讲几乎是无限大,它只要干好自己的事,就能不断占领市场,以几何级数成长,根本不用担心成长的空间的问题。用辛弃疾的话讲,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是,当它占领了大部分市场时,它的成长就受制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了。而华尔街依然期望着这个新兴公司不断创造奇迹。这时候,该公司就必须寻找新的成长点,才能不断超越华尔街的预期,公司就不得不天天为营收忙碌(如果达不到预期会怎么样,我们以后会谈到它的严重后果)。和传统的工业不一样,一个科技公司非常容易早熟,可能用不了几年就成长到饱和状态。比较复杂的是中间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两个我遇到的真实的例子,读者就会对风投的决策过程和股价方法有了解。我很喜欢德国一位诗人讲过的一句话: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也永远会再来。这句话描述硅谷再合适不过了。当仙童和英特尔的神话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时,在硅谷开创半导体公司的热浪仍然随着惯性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英特尔那样的神话并没有重现,以后也很难有新的半导体公司能做到英特尔的规模。虽然有些投资者为自己错过英特尔的机会而惋惜,但是,人们很快在硅谷找到了新的金矿——软件业。天使投资(AngelInvestment)本质上是早期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人,简称天使,常常是这样一些有钱人:他们很多人以前成功地创办了公司,对技术很敏锐,又不愿意再辛辛苦苦创业了,希望出钱让别人干。在硅谷这样的人很多,他们的想法就是“不愿意当总(经理),只肯当董(事)”。

为什么在信息产业的公司比传统工业的容易形成主导优势呢?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原因。首先是不同的成本在这两种工业中占得比例相差太大。传统行业研发成本低,但各种制造成本和销售成本是非常高的。研发成本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抵消,而制造成本则不能。传统工业扩大一千倍生意通常意味着同时增加几百倍的成本。以石油工业为例,最主要的成本是获得油田的成本。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获得俄国油田开采权的成本要比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荷壳牌(Shell)高得多。因此埃克森美孚到一定规模后进一步扩展的成本就非常高。在汽车工业中,制造成本(还不包括研制、市场和销售)占汽车售价的一大半,即使销售额增加了一倍,也提高不了多少利润率。总的来讲,一个汽车公司要扩大一倍营业额,基本上意味着公司规模要扩大一倍,建大一倍的工厂,雇多一倍的人。这时公司就不可能有它规模小的时候效率高,利润率甚至可能下降。因此它扩张到一定规模后也会慢下来。奔腾的诞生,使英特尔甩掉了只会做低性能处理器的帽子。由于奔腾处理器的速度已经达到工作站处理器的水平,高端的微机从那时起,开始取代低性能的图形工作站。到今天,即使是最早生产工作站的太阳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IBM以及以前从不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苹果公司,都开始在自己的计算机中使用英特尔的或者和英特尔兼容的处理器了。现在,英特尔已经垄断了计算机处理器市场。电子游艺送彩金听到这个谣言的人绝大多数都信以为真,因为它不仅夹杂着很多事实,而且合情合理。虽然,网络早有了,美国很多大学、公司和政府部门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使用局域网了,连接网络的路由器也早有了。但是,由于不同网络设备厂家采用的网络协议,每个公司都要推广自己采用的协议,没有公司愿意为其它公司做路由器。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时,这个问题不大,因为一个单位内部的网络基本上会采用相同的协议。在1984年,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因此各个网络公司如IBM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多协议路由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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